邓公最后的谈话
老爷子的世界观
2022年几个老同事跟邓质方聚会。我问：“这一年来邓总在忙啥？质方笑笑说：
质方的话，让我想起了他说过的另外一个画面。一次邓小平躺在椅子上休息，质方问了他一个问题：
邓小平沉静了一会儿说：
育琨手记
邓公最后的谈话
作者 | 严锋、一致通过的陈老师
来源 | 思想者洞见、传达室
27年前的今天，邓小平离开了。
我特别感谢邓小平。
我在苏北出生时，文革刚刚结束。小时候常挨饿受冻，一年到头，见不到几根肉丝。
但日子确实向好。村里能吃上馒头和肉的人家越来越多。过年时，也有新衣服穿了。这都是实打实的变化。
整个八十年代，每个人都觉得生活有奔头，到处都是希望的田野。
有人说，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
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家从农村搬到县城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，并接受了较好的小学中学教育，进而才有机会上大学，彻底改变命运。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关，邓小平。
历史是人民创造的，但改变或推动历史的，往往是少数人，甚至是一个人。
读过一些关于邓小平的书，对他的印象，忽上忽下。直到近些年，才坚定了一个看法：一百多年来，甚至是三千年来，最伟大的几个中国人之一。
研究历史的人喜欢说：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，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而已。
实事求是的邓小平
虽然是顺应大势，但改革是否必然，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，是否会用这种形式，这个速度、规模，那就不好说了。
看看东边的邻居，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，几十年了，改了个啥？
今天的人，根本无法想象wg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。
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，最多就是回到50、60年代wg前的路线，当然会比wg10年务实，小修小补，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、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。
再合理的历史趋势，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，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历史大潮，稍纵即逝，奔流不回。
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，都是阴差阳错，与机遇失之交臂。
小平的可贵，就是对内不折腾，对外韬光养晦，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，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。
如果当时磨磨叽叽，优柔寡断，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时代，再想开放也不成了。
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。
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，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，而是做，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，而不是面子。
所以他说不争论，他的策略是，能做的就做，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。
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，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，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。
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。
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，小平做了一个讲话，题目叫《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》。
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，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。
历史是合力，但历史也需要杠杆。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、高度的政治智慧、无穷的后续可能性。
就这三句话，除了小平，别人想也想不到，想到了也不敢说，说出来也没用。
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，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。
穿越到1977年，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，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。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。
1977年8月3日，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，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：“自愿报考，领导批准，严格考试，择优录取”。
小平听后当场说：
温元凯，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，第二句“领导批准”可以拿掉，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不需要领导批准。
不需要领导批准。这简直是破天荒，让很多人大跌眼镜，领导不批准，这事怎么办？会不会犯错误？领导不批准，领导的权威在哪里？党委的权威在哪里？
对不起，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，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。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，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。
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。
停止上山下乡，让知青回城，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，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，无法安置怎么办，搞出大乱子怎么办，谁敢拍这个板？邓小平。
包产到户，阻力重重，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。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，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。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，定名为《关于农村政策问题》。
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，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：眼界、意志、威望。
三者具其一，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，三者具其二的，也有。
三者俱备的，只有小平一人。
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，思想深刻，满怀理想远景的人，今天批评他的人，常拿“猫论”“摸着石头过河论”说事。
其实，他们完全说反了。不搞宏大构思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。
历史上，各种各样空头支票、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，小平不愿意那样做 。
最令人敬佩的，是邓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。
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，胆子大一点，步子快一点，先干起来再说，错了再改，别太出格就行。
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，最上层是无为而治。
上层无为，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。
邓小平曾说：
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，要尽可能少管。
有人少管，就会有人多干；上面的多干是添乱，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。
他还对金庸说：“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”。
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，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，诸事皆管，讲话必重要，指示必英明。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。
所谓“不折腾”，就是无为而治。
无为不是不为，恰恰相反，无为而无不为，给老百姓空间，给社会大众选择，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。
邓小平的眼界、意志、与威望，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。
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，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，见识的多了，思考的也就多了，思维就不那么狭窄。
16岁去法国，从1920到1926年，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，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。
1975年访问法国时，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，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。邓小平赴联大演讲，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，他说：华尔街。
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，心里装着国家，眼里看着世界，不封闭，也不乱来。
他在世时，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。邓小平说：
我是会打桥牌的，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，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。
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。
在外交方面，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，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。
他访问完美国，就对越南对手，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，也让苏联有所顾忌，老实收敛起来，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。
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，但他有他的底线。
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，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。
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。那么，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？
不是的，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，有这个能力。
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，假如他那么搞的话，在中国很容易成神，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。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，那就是邓小平。
作为一个历史人物，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，而无论评价如何，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，正是他主导的改革，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“短缺经济”的现实，也由此，主观、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、社会、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。
没有邓小平同志，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，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，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。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。
然而，似乎在最近几年，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，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，而分歧的焦点在于，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“副产品”——腐败、贫富差距、意识形态混乱、新自由主义泛滥、道德滑坡，等等问题，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，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。
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。
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，有三个维度：使命、担当和“局限”，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。
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，而问题的集中表现，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。
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、突破、解决，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——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。
那个时代，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”，当务之急是，苏共已垮台，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，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。
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、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，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“大考”，毫无疑问，邓小平始终清醒。
使命在肩，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。
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，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。而在担当的问题上，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。
对于改革开放，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，面对阻力，小平同志不是“小步慢走”，而是“大步快走”，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。
这样大步子的改革，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，可以说，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，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。
最后我们要谈到“局限”，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，是因为这个局限，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，而是历史的局限。
一代人克服、解决那一代最迫切、最危急的问题，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
不能指望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那样的话还要后人干什么？
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，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，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，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。
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，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，有待在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条件下，予以解决。
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，但随着时间、环境条件的变化，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。
所有的这些，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，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。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，是不负责任的。
同样，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意识与行为，同样是不科学、不理性的。
腐败、贫富差距、意识形态混乱、新自由主义泛滥、道德滑坡……这些问题确实存在，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，但所有的这些，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。
小平同志，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，并且予以警示，可以说，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，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。
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，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。
有一句话叫，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，而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，但是策略不可能恒久不变。
什么是眼下之策，哪些又是未来之策，邓公脑子里是清楚的。
比如，大家都知道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是改革最初的标志性动作。但是不是因为是标志，就要成一个教条，未来就不会变化呢？对农业，邓公也在思考它的未来：
在一定条件下，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。
那他所说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是农民的意愿：
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，就不要着急。条件成熟了，农民自愿，也不要去阻碍。
尊重人们的意愿，尊重群众的智慧，是邓公思想的一个部分。在晚年的谈话中，很多时候他谈的，也都是一直以来的观点。
比如，解放思想。
1992年的5月22日，他来到首都钢铁公司视察。在这次视察中，他发表了比较长的一个讲话。那时候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也遭遇到一些挑战，邓公说：
要说1992年，确实是一个解放思想年。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，过去的许多条条框框被突破。具有关键意义的，是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这个提法。
在之前十余年的改革中，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的，所以叫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一会儿讲“放活”，一会儿讲“承包”，一会儿讲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，一会儿又讲“计划经济为主，市场调节为辅”。
讲来讲去，市场两个字就是讲不出口。
“姓资姓社”的争论停止以后，这一年的6月12日，邓公在与江同志谈话时，明确赞成使用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这个提法。他说：
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不搞市场经济，没有竞争，没有比较，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。
从谈话之中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提法是非常赞赏的，并且还高兴地说，这样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了。
在邓公晚年的关注点里，发展始终还是一个的主题。他关注发展的大方向，也关注具体的地方。
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上海。
在1993年和1994年，他春节还能去到上海。对上海的发展，可以说几乎到了千叮万嘱、耳提面命的程度。1993年，他离开上海前，对当地负责同志说：
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，不要丧失了。
1994年，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前，火车都要启动了，邓公又把上海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请到车上，谈了十分钟。他说：
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，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。
如果要说，他最后几年的谈话里，哪一篇是最重要的。我认为，无疑是1993年9月16日这天，他与胞弟邓垦的谈话。
这篇谈话使得邓小平的理论更为完整，也像是一个预言。它的核心是四个字，共同富裕。当时，邓公已经预言道：
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，这都是大问题。题目已经出来了，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事，邓公以耄耋之年，只能给出题目，无法给出答案了。
在最后的谈话中，曾经的“钢铁公司”也开始感叹自己老了。1993年的11月11日，他对身边人员说：
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，这是老年人心态。在1994年之后，《邓小平年谱》的条目就骤然变得稀疏。据老同志回忆，在这年10月前，他还可以打桥牌。10月1日是国庆45周年，老人家到瀛台观看国庆的礼花。这之后，精力再也不济。
那天，他观看礼花的这个侧影，就是我所见到的、目前公开发表的邓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1997年的2月19日，邓公与世长辞。
今天是他离开二十七周年的日子。谨以这篇小文章，纪念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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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让我还没有存在的天赋潜能，真正存在的时候，真正的富足和丰盛才会出现。深入把握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的痛点开始。拿出解决这些痛点的大美绝活，给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，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。“接近美，接近神”。“大美绝活是一种信仰”！与众不同的绝活或好产品，造福消费者的宽度、广度、深度和敏感度，决定了“与众不同的绝活”之“大美”的程度，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的未来。因为，在市场经济中，每一个消费者的每一笔购买，是对企业的投票，决定了企业的前程。